重新開放公民廣場

今年四月，有部分建制派人士公開倡議重新開放公民廣場(即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以顯示政府有誠意修補社會撕裂，對公民社會釋出善意。剛卸任前特首梁振英早前就事件表示因保安問題不支持重開公民廣場，因而外界估計在公民廣場重開機會不大。不過，新任特首林鄭月娥上星期表示願意考慮重開公民廣場的可行性。此開放態度除了展現新一屆政府願意修補社會撕裂的誠意 ，也顯示出公共空間背後的政治意味及考量。

公民廣場的象徵意義

根據政府規劃條例中，公民廣場於規劃上雖然沒有被清晰劃定為公共空間，但在功能上已達到公共空間的用途（請參閱：公民廣場是否公共空間？）。二零一四年的佔領行動以重奪公民廣場作為起點，使本來主要作休憩用途的公民廣場加添一層政治意味，因此上屆梁振英政府關閉公民廣場決定，顯示公共空間作為社會運動發生的場所及載體被強行扼殺，也間接反映到民間發聲的空間被進一步收緊。誠然，公民廣場是有其重要的象徵性意義。從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2013年的香港電視發牌爭議、到2014的雨傘運動，公民廣場一直發揮著公共空間的角色，讓市民發聲和行使其公民權利。通過在公共空間進行社會運動，吸引其他公眾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及引起回響及共鳴。因此，重開公民廣場對所有社會及政治議題具標誌性意義。

公共空間與政治

公共空間的設計及管理從來與政治息息相關。公共空間如廣場、公園的出現本來是為體現人人平等的理念—公共空間為公眾提供一個免費（或低消費）、開放、自由的平台。除休憇活動，某程度上是政治理念的實踐，人們會在公共空間發表演說、宣揚理念、集會、示威遊行，公共空間作為載體，發生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空間。 著名城市學家哈維 (Harvey, 2012) 曾指出公共空間不僅是 一個自由開放的平台，更是一個具創造社會政治活動能力的新共同空間。 市民可在公共空間公開討論政事及作政治交流，在這複雜社會中唯有大型公共空間才可聚集多元聲音在一起。因此，使用公共空間的自由度和社會運動/公民社會相輔相承。

公民廣場與權力核心

雖然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可見其政見交流的類似功能，時事論壇讓市民暢談民生政治，理論上 在公共空間討論社會議題，有利社會凝聚共識。不過，維園與政府總部有一定距離，遠離權力核心，公共空間用作反映市民政見的功能相對公民廣場的影響較弱。在外國其他重要城市， 中央廣場的位置往往位鄰近權力核心。例如美國華盛頓的國家廣場(NationalMall) 及墨西哥城的索卡洛廣場(The Zócalo)與國會位置相近。柏堅遜(Parkinson, 2012) 在《民主與公共空間》一書中指出其目的不但為了讓市民可以直接接觸議員進行遊說，議員政客人直接感受市民的示威壓力。這也反映政權通過給予公民廣場靠近國會的特殊位置，讓市民反映政見，願意聆聽市民聲音。四年前新政府總部啟用， 政府總部「門常開」與公民廣場的設計原意為廣納民意。可惜，隨著梁振英政府為公民廣場上鎖，市民衝擊及嘗試重奪公民廣場，成為社會撕裂的導火線。

修補社會撕裂的契機

特首林鄭表明現屆政府須致力重新凝聚社會共識 。上任的首星期為修補社會撕裂踏出重要的第一步，特首釋出善意並表示「作為一個政府總部，一個行政機關，如果能夠處理好保安和在管理方面的問題，我傾向用一個開放些的態度是比較適合」。林鄭選擇了公共空間作為上任後推上首項議題之一，一方面體現了公共空間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嘗試重新賦予公民廣場在公共空間原有的政治意義。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空間保安和管理手法往往會約束它原有功能及可塑性。若公共空間被嚴密監控，活動被規限， 公民便會失去在公共空間議政及催化共識的權利。因此，政府不應過度安排保安和控制管理細節，相反應讓市民能在政府總部外和平表達訴求，以展現新屆政府願意聆聽多元聲音。同時，若政府重開公民廣場，市民亦應思考如何善用公共空間，深思公民廣場真正的政治意義，因為能自由表達意見的公民廣場從來得來不易。

文: Oscar Wong & May Chan